我的（不成体系的）工作体系
本文初刊于《美国经济学家》杂志1994年春季号，后收入Passion and Craft: How Economists Work, ed. Michael Szenber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本译文源自江艇老师，完整版载于其个人公众号「一刹春浓」。

在象征衰老的诸多信号中，最清楚不过的就是被要求写一篇关于自己工作方法的文章，其中隐含着这个行业对你的判断：你的时间还不如花在给年轻研究者提供有用的建议，也比你自己做新东西来得强。然而，在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研究生涯里得到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是，永远把自己当做23岁那样工作。基于这种年轻的视角，我发现很难给人提供什么建议。后面会提到我为什么同意写这篇东西，现在我希望读者不要期望过高，这只是一个假装头脑永远年轻的家伙的闲言碎语，而不是什么已届中年的过来人浓缩岁月的智慧。

对任何年纪的人来说，写这么一篇东西都面临一个基本的难题：不存在一种铁律能确保做出好研究，也不存在一条道路势必通往失败。你问任意六个经济学家，就能得到六套成功的秘诀。每一套都必然和其它几套互相矛盾，但每一套又都可能是对的——适用于某些人或某些时候。所以你要有所保留地接受这些建议，觉得哪条合适就试试看，把其余的都扔掉也不必于心不安。

另一个难题是确定这篇东西的目标读者。适用于学术研究的建议未必适用于政策或咨询研究，前沿性研究的策略也不同于归纳整合性研究的策略。我假定这组文章的读者（现在或将来）是雄心万丈的学术型经济学家，他们希望在自己的领域里实现卓越，因此正在寻找能够使事业提速的优秀工作习惯。简而言之，我假定这些读者渴望在学术研究圈子里获得最杰出的成功。

这些难题由于我自身的局限性而变得更为复杂。首先，我是一个理论家，尽管是偏应用的那种。这意思是，我用数学模型来分析具体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而不是建构具有一般和普遍意义的抽象系统。而且我试图从模型中得到具体结论（例如什么原因产生什么结果），而不是证明定理（例如均衡是否存在、是否唯一）。一条经验对我是否有用取决于我想得到什么，因此同样的方法和技巧未必适用于更抽象的理论家或实证经济学家。

第二个局限性更严重。我只要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就下手研究，只要什么方法或技巧合适就拿来用，从不做世界观或方法论方面的整体考量。要我对这种不系统、不哲学的工作模式作出评价都是困难的，更别说基于这一模式给出建议了，我只能权且一试。

我的研究经历

这组文章的读者显然不会对经济学家单调乏味的生活本身感兴趣，他们想要的是可供效仿的研究方法。但是一个人的建议总会带上他的经历的色彩，所以我要先简单交代一下我的偏见的来源。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花上几个小时讨论去哪家餐馆吃晚餐，却在从事什么职业、寻找何种伴侣这样的大问题上诉诸直觉、闪电决策。我选择经济学也是如此。我的本科学位是数学，在刚开始运筹学硕士阶段学习时，和Frank Fisher一次偶然的谈话，使我转到了经济学，所以是功是过都应归于他。

我是1968年开始研究生涯的，当时欧洲和美国学术界正陷于动荡，流行思潮是左翼和反体制，“贴近现实”几乎成为研究的一项必然要求。大多数经济理论家都受到这种大环境的影响，我也不能免俗。当时的研究热点包括欠发达国家问题、城市问题和环境问题(以及莫名其妙跟意识形态挂上钩的资本理论的深奥论题，其流行的原因已不可考，不过好在只是昙花一现)，这些我都有所涉猎。

回首那些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研究大多都没有产生长远的影响力。欠发达国家问题和城市问题变得泛政治化，以至于我们即使提出好的经济建议也无法付诸实践。对经济学产生持久贡献的领域反而是理性预期理论、信息和激励问题、以及后来的博弈论，但在70年代早期，这些领域看起来既抽象又不贴近现实，按时下的话说就是“政治不正确”。

我自己的工作也和这个时代的命运相似，“贴近现实”的研究基本都被遗忘了，原也活该如此(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有名气的城市经济学论文，是关于城市如何在生产的规模经济和交通拥堵的规模不经济之间权衡以实现最优规模。我现在还在想象，城市经济学家们在开会喝酒聊天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说：“以前有个叫Dixit的家伙，写过一篇还算不错的文章，后来就失去下落，也不知现在怎么着了。有的人啊，做研究就是缺乏定力。”)。那些被视为成功的研究——比如垄断竞争中的产品多样性理论、寡头竞争中的进入吓阻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新表述、以及最近关于不可逆投资的研究——都不是受到现实所启发，也不是出于什么造福人类的雄心。现在想想自己怎么就搞起了这些玩意儿，还真有点尴尬。

那本国际贸易著作是在和Victor Norman午餐聊天时产生想法的。他当时对这个领域略有了解，而我几乎一无所知，但我们都很熟悉对偶理论，觉得可以藉此对一些贸易理论进行简化。我们决定干中学，并且花了大量的时间以至于不得不写成书。我们慢慢发现，在一多半的时间里我们在做的事情别人已经做过了，但亲自做一遍比知道别人做过要有趣多了。

寡头竞争中的进入吓阻模型出自对当时广为接受的Bain-Sylos甚至Spence理论的不满。当时子博弈精炼概念在博弈论文献中刚刚出现，而我在英格兰乡下，远离斯坦福这种博弈论的中心，因此都没听过这个概念。于是我只能从头研究起，花费了大量时间。直到有一次，我记错时间早到了机场，不得不打发好几个小时，才终于在那会儿找到了正确的思路，随后一切就很快了。此后我经常故意早到机场，但是再也没碰上同样的好事。

这些工作得到了当时领域内一些专家的认可，但也使另一些人感到困惑，招致了负面的评价：“最优产品多样性？市场当然会达到最优。垄断竞争？那是死路一条。”“为什么要对偶？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有什么错？”很长一段时间里，Ron Jones都把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寡头垄断的人轻蔑地称作“不完全竞争者”。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在我所从事的研究和在世人对其感兴趣或发现其价值之间存在一段“很长的、变化不定的时滞”，但我同时认识到，简洁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以缩短这一时滞，也非常重要。

就这方面而言，我是极其著名的一群人中不起眼的一员。例如，William Sharpe 那篇著名的CAPM论文的发表就费尽周折，他回忆起论文面世以后自己的反应：“我觉得电话随时会响，可一年过去了，仍然是一片沉寂，没有人关心这篇论文。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久。”(Peter Bernstein, Capital Ideas, The Free Press, 1992, p. 199.)

你能发现，我从事科研的方式是机会主义的，没有稳定的方向。不过为了写这篇东西，我总结过往，确实发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惯有主题：规模经济和沉没成本在我的论文中频繁出现，不完全竞争是常态，市场均衡不是社会最优的（但政府干预的效果比简单的直觉推理要来得复杂，有可能反而使事情变得更糟）。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在于，正是那些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我刚出道时影响了无数年轻人的左翼批评人士，对新古典体系的完全竞争均衡持有最激烈的批评。当然，在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体系方面，他们毫无作为，反倒是那些我也有幸贡献其中的平淡乏味的垒砖砌瓦式工作，最终化为一场观念的大变革，促进我们理解当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不成立时经济系统会如何运行。

自我介绍和自我辩解已经绰绰有余，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会把我的经历表述成我所认为的优秀工作习惯并详细说明之。方便起见，我会采用逐条列举建议的方式。请允许我再次提醒读者保持怀疑的态度，挑选你认为适合自己的建议，然后把其它建议扔掉。

关于选择研究方向

我最重要的建议听起来比较突兀并且非常政治不正确：不要太看重一个问题的社会意义，要去做那些激发着你的智识兴趣和创意想象的事。我不是要否认关心现实世界的重要性，也不是说抽象理论一定比应用研究更有价值。谁也不敢说自己更接近真理。但我相信，仅凭一个问题贴近现实，并不能保证会从中产生好的研究，除非你拥有真正的动力，否则就把问题留给别人吧。关于貌似并不重要的问题的出色研究，和关于本身很重要的问题的平庸研究，前者的长期价值更高。况且我们对重要性的判断总有可能是错的，贴近现实这种说法的含义会随时变化。

当然，如果你对一个问题充满激情，而这个问题又具有十足的社会意义，那真是可喜可贺。

你如何知道自己拥有真正的动力去研究某一个具体问题呢？最明确的信号可能就是你觉得这项工作很有趣。Richard Feynman在一本关于其人生轶事的绝妙好书（他坚持认为那“不是一本自传”）中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 Richard Feynman, "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New York: Norton, 1985, pp. 157-8.)。有一次几个学生在餐厅里像扔飞盘那样扔餐盘。盘子在不停地转动，而盘子里红色的校徽图案似乎转得比盘子更快。Feynman开始计算这两个转速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恰好是二比一。他把这一结果告诉了一位年长的同事Hans Bethe。

「对方说：‘Feynman，这倒是挺有意思的，不过它的重要性何在呢？你为什么要算这个？’」
「‘无所谓什么重要性，我只是算着好玩。’……在我意识到重要性之前……我其实就是在“玩”，玩就是我的工作。……毫不费力。」
「我做的事情起初没什么重要性可言，但最终却体现出重要性。费曼图和整个那一套使我赢得诺贝尔奖的成就都是源自于我在转盘上所做的无用功。」

Feynman用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词：“玩”。如果你的工作像玩一样有趣，那就说明这项工作很适合你。

回顾刚才这番话，我发现自己的主张十分激进：不但不系统，而且不系统地不工作。不过对一个23岁的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每个通过资格考试的学生都准备在学科领域内掀起一场革命，但最成功的革命并不是有备而来的。按Thomas Kuhn的说法，科学革命是试图解决正常的科学进程中碰到的反常现象所导致的结果。而发现反常现象的最好方式就是做正常的研究。Kuhn精辟地阐释了这一过程：

「“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到一种隐含在科学研究之中的‘必要的张力’。
至少对于整个科学共同体而言，在规定明确、根深蒂固的传统范围内工作，比在不相干、不趋同的多重标准下工作，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这怎么可能呢？我想这是因为，任何其它类型的工作都不能这么容易通过注意力的长期集中而找到困难的所在和危机的原因，而基础科学最根本的进展正是依赖于对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认识。……尽管在碰到困难时识别困难的能力的确是科学进步所必须的，但困难绝不能轻易被识别。科学家需要彻底依附于传统，取得完全的成功之后再与之决裂。”」
- Thomas S. Kuhn,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Tradition and Chan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227, 234-5.

要发掘你的强项。有的人是出色的短跑选手，他们善于快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周旋于不同的领域和问题之间。Hal Varian和Barry Nalebuff就是我所认识的两位优秀的短跑选手。有的人是中距离选手，实际上就某种程度而言，大多数经济学家均可归入此类。还有少数是马拉松选手，比如Robert Lucas和James Mirrlees。他们参加比赛不多，但都是经典赛事，理所当然最受人尊重和敬畏。相反，这个行业倾向于低估短跑选手的价值。但每一种类型的工作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在整个学科框架内不同的类型互为补充。整个学科的进步是一场接力赛，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长度，需要由不同的人来跑。你要去发现你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很多想法和技巧都是意外的产物，但你不能坐等意外发生，而要为其创造条件。要时刻留意一些跟你正在进行或暂时搁置的工作有所关联的例子或问题。一篇报刊文章、一期时政节目、或同事一段不经意的谈话都有可能给你带来灵感。一篇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论文章里用到的技巧或许恰好能够解决你的难题，使你停滞不前的项目得以重新启动。两件牵强附会在一起的事物也许正好同根同源。因此你所有的工作——包括正在推进的和无法推进的——都要随时在脑子里保持半启动的状态。

要学会管理时间。如果某本论文集或某个会议向你约稿，除非主题正好对你胃口，否则就按Nancy Reagan的法子：“坚决说不(Just say no)。”你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任务挤占你的时间，使你无暇完成那些你更感兴趣的想法。（其实我答应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说这事。）要坚持做你最喜欢的问题，这样一旦成功，日后人家就得围着你开会了。（当然，那时候你感兴趣的又是别的问题了。）做自己喜欢的问题还能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即使就物质回报而言，一篇成功的前沿研究文章也远大于十篇关于热点问题的会议文章。

也有人能够把会议任务变成真正的研究，准确地说，有一个人能做到——Paul Krugman。除非你也身怀同样的绝技，否则一定要注意轻重缓急。

关于工作习惯

还是那句话，管理好你的时间。尤其当你不得不（或抵制不住诱惑）违反Nancy Reagan策略而接受类似会议约稿这种任务时更应如此。此时我建议你采取耐克策略：“赶紧做(Just do it)。”不要拖延到最后一天，否则在此之前你会浪费大量的时间一直惦记着这个任务以及不断迫近的截止日期，任务的压力将会消耗掉你大量的心神。所以最好是尽可能快速省力地完成任务，然后早日回归正轨。(我必须承认自己并没有像说的那样优化时间，反而经常同时违反NancyReagan策略和耐克策略。这些马后炮式的建议是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到的。)

相反，从事真正重要而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前沿研究时，不要怕把过多的时间花在模糊的、甚至“白日梦”式的思考上。在这上面花的时间并不算浪费。你摸索的各种线索、各种尝试而后放弃的计算，都是最终通向答案的过程中有益的付出。

在提出问题并钻研一阵之后，尝试让潜意识发挥一下作用。这方面最好的建议来自数学家J. E.Littlewood一篇精彩的文章“数学家的工作艺术”。作者区分了创造性工作的四个阶段：准备、孕育、启迪、求证。“在准备阶段，要把问题的关键从细枝末节中剥离，清晰地呈现出来；检索所有的相关知识；思考各种可能的相似情形。在其他工作的间歇，时不时地把问题拿出来在脑子里过一遍。……孕育阶段由潜意识发挥作用。……启迪可能发生在转瞬之间，……而且往往是头脑放松、处理日常事宜的时候。”Littlewood建议，“刮胡子的轻松一刻”用来启迪是效果极好的。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David Kreps, Paul Krugman和Lars Svensson知道这个的话，成就还能大多少。

我们这个学科习惯于强调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而嘲笑抽象思维或形式思维。我觉得总的来说这并不算错，但不能过于教条。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问题，适用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例如，John von Neumann的头脑似乎就非常抽象。他曾经对着一张爆炸的照片指点同事：“噢不，你没有看到这一点，你靠形象思维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要用抽象思维。事实上是一阶导以同样的方式在衰减，所以你看到的是二阶导的轨迹。”我们大多数人听到这种话恐怕都会疯掉吧：“能不能直白一点哇？”

要确保同时有多个问题可做。如果在一个问题上没有进展，就换一个。这不但是分散风险，而且能够提高在每个问题上的成功概率，因为你的脑子始终是保持新鲜的，就不会因为在一个问题上进展缓慢而承受过大压力。但也不要转换过快，如果一个问题具有挑战性，那么少于一个月的集中思考可能不够。

合作研究在经济学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是一件好事。一个好的研究伙伴强过一堆兴趣缺缺的读者。在研究的初期，来自同事的善意而要害的批评能够帮助你避免进入死胡同，或走上无法回头的歧途。正如Francis Crick所说，“智力合作的好处在于能够把人从错误的假设中拉出来。”你和一个理想的合作者之间既足够相似，具有共同的思维框架和交流语言；又足够不同，能产生真正的协同和互补，而不仅仅是复制。

把一天中最佳的、最清醒的时间留给真正的研究，而在感到疲惫、迟钝、懈怠的时候处理信件、开会、从事事务性工作等。当然，这并不总能做到。而且要记住，最佳时间段会随着季节和年龄而改变。我听Paul Samuelson说过，大多数人在35岁之前深夜效率最高，而在35岁之后则早晨效率最高。（这里指的是生理年龄，你的心理年龄当然还是应该保持23岁不变。）我自己的经验印证了这一点。

要不断地修改论文以提高质量，但也应该适可而止。你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这个枯燥的模型在这里倒有个现实的应用。修改论文应该直到改进率与利率相等为止。这个利率在你的生命周期里会发生变化，但对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追求绝对的完美是错误的。从私人角度而言，这会过度地推迟你的工作的传播和产生影响，而且有可能让别人占先。从社会角度而言，在趋于完美之前发表是有价值的，因为在继续提高质量方面，其他人可能具有比较优势。

读别人的论文，要么不读，要么精读，要像你在上研究生时那样考究文章的所有细节，质疑文章的所有内容。这是一种产生新的研究思路的好方法。我对这条原则之重要性的理解要归功于Richard Feynman。他是这样描写自己如何发现beta衰变定律：

「那时候我还什么都不是。每个人都很聪明，我却怎么也赶不上。……有一次李政道在罗彻斯特的某个会议上报告宇称不守恒，那时我正和姐姐一起住在雪城。我把文章带回家，对她说：‘根本搞不懂李政道和杨振宁在说啥，太复杂了！’姐姐说：‘不对，不是因为你不懂，而是因为这不是你发现的，你听是听了，可还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加以理解。你应该当自己是个学生，带着文章上楼，仔细去读每一行，推导每一个方程，然后就很容易懂了。’」

姐姐是对的。Feynman不但理解了那篇文章，而且记起了自己之前做过的东西，以此简化了李政道的解，并进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

奇妙的是，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正好也对不对称信息下的贸易政策文献抱有类似的心态，而且姐姐的建议对我也适用。

关于写作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要写得简单。人们总是抑制不住地想要展示自己技术多么出众，对新科博士毕业生而言尤其如此。这只会让你的文章变得不容易读，从而削弱它的影响。表达一个想法能简则简，非属必要就别出现epsilon和delta。Littlewood说，Jordan这人写文章，如果只出现四个符号，他会把它们表示成 a, M’3, ε2, Π”1,2，而不是a, b, c, d。你可别这样。如果为了保持完整性，就把正式证明放到附录里。话说回来，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文章，在正文里把结果一报告就了事，什么解释都没有，然后把证明都堆到附录里，我觉得这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我前面说过，完全诉诸经济学直觉并不总是研究中正确的思考方式。而当你书写研究结论的时候，直觉的重要性就提高了；宣讲研究结论的时候，其重要性就更高了，如果目标听众不是你所在的小领域中的专家，则尤为如此。（很多新科博士毕业生在进行求职演讲时并没有意识到简洁直观表述的重要性，这让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要写得短。这方面我同意丹麦科学家兼诗人Piet Hein的说法，他创立了一种称为Grooks的格言诗体，认为

「写作是一种非不得已
而不为的差事。」

不过看起来事与愿违。过去二十年间，经济学论文的平均长度有了显著增加。文字处理技术的进步极大降低了生产文字的成本，但并没有降低生产思想的成本，根据经济学理论，这就导致了大规模的替代。

《经济研究评论》的主编Frank Hahn给某位作者提出的一个问题，很好地说明了我所认为的理想状态。他让这位作者把一篇40页的文章缩短到3页。作者很愤怒地写了一封长信，Hahn只回了两句话：“Crick和Watson用3页纸说清楚了DNA的结构。你告诉我为什么你的思想3页纸不够用。”唉，可惜这个理想状态，无论是我还是Frank Hahn或者任何其他人都未曾接近过。

要听审稿人的话：审稿人可能是带有偏见的，可能是结论草率的，但他们几乎不可能是愚蠢的。如果你从事的是创新性的工作，对于偏见和冷漠的拒绝要有心理准备，给予这类审稿意见充分的重视——里面也可能包含着有助于改进的建议——但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有基本的信心，只管勇往直前。但如果你发现审稿人根本没理解你的文章，这可能说明你的写作出了问题。这时就要把文章改得更清楚些，有必要的话全面改写模型的数学符号，然后拿修改稿跟同事和学生进行不断交流，直到文章更容易令人接受为止。我遇到过很多经济学家总在抱怨审稿人看不懂他们的文章，每每此时，我会想起Tom Lehrer说过的话：“如果一个人无法与人沟通，那么他至少应该闭嘴。”

关于在多大程度上推销自己的成果，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因素需要考虑。一方面，如果自己不推销，没人会帮你推销。Littlewood还有一句话用在这里很恰当：“自己的喇叭自己都不吹，那就没人吹了。”另一方面，过度吹嘘自己成果的重要性，有可能败坏自己的职业名声，从而损害自己未来成果的接受度。我在推销自己的成果时，一般在我所认为该成果应得的评价基础上略表谦虚。如果你实在不得已必须夸大，也要注意方式方法。Joseph Schumpeter说：“我曾立志成为维也纳最好的骑士、全欧洲最好的恋人、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现在这三个目标完成了两个。”这种夸张就极富技巧，不会露馅——任何有能力质疑其中一点的人都不免要假定其余两点成立。

结语

我把自己从研究生涯中习得的最重要的、也是我自认为最正确不过的经验留到最后：在选择研究问题和确定攻关方向时，要保持一种朝气蓬勃的自由意识。把自己想象成还只有23岁，还没有被贴上特定标签因此不受“领域”所限，还没有到终身教职评审因此没有快发文章的压力。试着在研究过程中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态，哪怕你的身体，甚至你的头脑中用于处理其他事务的部分功能随着年岁增长不免逐渐衰老。

不幸的是，在美国大多数学术工作者直到35岁才有可能重新获得这种自由，而那时候对于很多人而言再想变成23岁为时已晚了。他们的脑子已经无法再恢复研究活力，因此只能退出研究前沿，转而混迹会议或政策圈子。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我此时的反应就像Clemenceau得知著名的钢琴家Paderewski居然当上了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总统之后说的一句话：“太跌份儿了！”